黎巴嫩外交部呼吁各方停止令局势升级的报复行动

情与性在《韩非子》(乃至先秦文本中)的应用和意涵，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单独讨论。

因为从韩非子给的各种例子里面，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面子的意思是类似的。但在其他地方，韩非子承认了人性中善的一面。

《韩非子》全书所充斥的，更多是富国强兵的急切，比如《五蠹》指出：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同上) 站在韩非子理论体系之外、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通过保持个人与国家的饥饿状态来应对奖赏失效的办法是饮鸩止渴。所以说，情不能被压抑，可能也只是相对而言而已。(《说民第五》) 在《韩非子·内储说上》里面，借孔子之口(14)，韩非子还给出了重罚轻赏的另一个原因。这个故事主要意图是讲吴起通过这种办法，让士兵为自己送死。

(见《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滕文公上》)只是在前一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说法适用于一般民众，但君子可以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情与性在《韩非子》(乃至先秦文本中)的应用和意涵，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单独讨论。他们这种计算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同上) 实际上，《解老》篇里提到的这种天生的、不求名誉与回报的关爱他人的本性，在《韩非子》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明确认可。对君主不奉法的惩罚，来自道或者政治规律。如果我们略微背离韩非子本人的用词，我们可以说，国家机器建立所因顺的好恶，其对象首要是利害，其次是荣辱。在君主没有正确的观念，其制度也不调控民众的欲望满足方式的情况下，民众不能像在欲望横流还能知足和知止的老聃一样，因满足而不去争夺、不去破坏秩序。

韩非子虽承认朴素的善心，却否认培养这种脆弱之善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是，从韩非子体系内部来看，这种办法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这也与我们前面揭示的韩非子的立场一致，即人在富足的情况下，可以不计较利害。但最近40年来，对这种观点的质疑越来越多，其质疑者多认为韩非子持自然人性论或善恶中性论。①本文会进一步深化这种质疑，并展示和澄清韩非子对人性理解的各种细致与精微之处。这样的国家，也会一直不断扩张，哪怕是一统天下，仍然要制造新的敌人，直到这一体制在它自己的重压下崩溃而止，秦国最终的命运便是例子。

他论述了为什么重刑适用于轻罪，也论述了为什么重刑比轻刑更好，其根据还是韩非子对人趋利避害的判断，这里不再展开。也就是说，荀子讲的没有分就会乱的状态，在韩非子这里不是无条件的，只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才出现。内容提要：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比通常所说的性恶论要复杂得多。韩非子则缺乏这样的论敌迫使他展开其人性观，但他还是有明确的人性观念的。

当然，二者对物质条件要求可能有差别。一般地讲，痛苦可能确实比快乐更具有普适性。

孔子首先解释道：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并且，在紧急情况下，奖赏不如惩罚有效，其隐含的是人对害的规避更加敏感和迫切。

被断脚的人后来回忆这一段时，他解释说，这不是子皋偏向他，而是天性仁心固然也。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说均如此指的是名与利在对人的行动的驱动上，是同一类的，而与天生的善心不同。他指出，上古物质相对丰富(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其次，在韩非子看来，人性是普遍的，并不因环境而改变。根据这样的理解，赏罚二柄应该是同等使用的，《韩非子》文本大多也是如此论述的。他似乎欢迎这样的状态的出现。

在对足民之说的批评中，韩非子指出：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16)韩非子的这种说法，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国际和平观点呼应，其间的比较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过她关注的是两部经典中相近的文本，并且更强调韩非子与庄子立场上的差别。当然，我们可以说，韩非子穰岁之秋，疏客必食中显示的性善，与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时展现出来的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相比，还是要弱很多，并且他可能不介意接受这一强观点，这种接受也不会挑战他的理论体系。

对人皆有之的朴素善心，要忽视。他也强调法的约束作用。

(见白彤东，2020年b) 进入专题： 性朴 利害 荣辱 重罚少赏 。考虑到哪怕是富足时代，人也有局部的匮乏状态，我们因顺趋利避害的人情，是更可靠和有效的选择。与此相对，荀子否认这样一种自发的和谐状态的存在。三、重刑少赏所隐含的利与害的不对等 根据韩非子的人性论，对绝大多数民众最有效的驱动是赏罚，国家制度也应该以此为基础。

这里的潜台词是，儒家讲的尧舜时代确实存在。海外学者桑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在引用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即人的多数行为是习惯的而非冷静的理性计算的结果)的基础上，指出儒家通过礼教进行人格培养更符合人情。

但这种仁心，与儒家所讲的仁，又有着根本不同，不能作为政治制度与决策的基础。(见贺凌虚，第241-242页)不过，即使在富足的状态下，我们虽然可以不计较利益的获取，甚至做出利他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刑罚的恐惧仍然存在。

如前面所论述的，当奖赏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对人的驱动力会丧失，而人类对痛苦的规避要更根深蒂固。也就是说，当奖赏太多，赏就失去了驱动力。

虽然也有个人性的痛苦，但人类对痛苦认识的重叠性要比对快乐的认识的重叠性更高。《韩非子·奸劫弑臣》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则明确视所有人皆趋利避害，似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恶论。在前面多次提到的长文中，詹康试图论述，韩非子将人性分为三种：不择手段利己的放肆利己观在礼法规范下求利的审慎利己观以及追求完美品格和利他的高贵利己观。这里的说法与《商君书·靳令》篇对应的部分，也基本一致。

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说中的性，除了与生俱来的一面，还有不可磨灭的一面。他更没有讲过强盛之后的政治安排。

对此，韩非子明确指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人的趋利心就会被忽视，朴素的善心就会发挥作用。

不过，有点荒诞的是，韩非子自己似乎就是个爱国的贤能。比如，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